对于一些关于我，70后大专生，戒掉打牌，辞职考研被同事嘲笑，43岁当大学教授和四川电大相关的题，你想知道那些呢，接下来让小编带你了解一下。
这是“自拍”的第393个口述故事
如果你也想讲述你的故事，请私信我
郭怡莹/听写
肖艳辉/撰文
孔宁静/编辑
我叫郭怡莹。我今年47岁。我来自新疆克拉玛依。我是四川旅游学院的教授。我的学生都叫我郭老师。也许你想象不到，我曾经从电大毕业，受过低学历带来的种种磨难。我也做着同样的工作，工资却是别人的三分之一，编制也高不可攀。我吸取了经验，努力学习。我去西南交通大学攻读管理学硕士学位，然后去清华大学做访学者一年。经历了顶尖知识的洗礼后，我成为了一名大学教授。
我30岁硕士毕业，35岁考上清华大学，37岁结婚，43岁当大学教授。也许我的顿悟比别人来得晚，但是我知道我的这一切变化都来自于努力学习和读书。可以改变普通人的命运。
我在新疆出生、长大，直到21岁才离开新疆。2022年，我又回到克拉玛依一号井拍照。
我1976年出生在新疆克拉玛依，父母都是新疆石油管理局职工。那时物质匮乏，但我的精神生活却很丰富。我的父亲很有才华，擅长素描和书法。他还自学了几种乐器。在单位宣传部组建第二机械厂合唱团，获克拉玛依市一等。小时候，我经常听他弹《二泉映月》，看他练字画画。
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。那个年代，独生子女的情况很少见。我的父亲思想很开放，只是希望孩子能够好好养大，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。
我和我父母的照片。我是独生女。
整个克拉玛依市都是由石油系统组成的。我周围的人都在石油相关单位工作。从小到大，我上的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都是与石油系统相关的学校。我上小学时就读于克拉玛依市第五小学。我的成绩很好，老师也很敬业。1989年，我到克拉玛依市第七中学读初中。这是我学术生涯的转折点。
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父亲给我拍了很多照片。
我的初中老师是一位36岁的女老师，教我们数学。在她手里，我的初中生涯就像一场噩梦。她不允许女孩子穿漂亮的衣服。如果有人这样做，她会讽刺地说“你的成绩配得上穿这样的衣服吗？”她会体罚学生并背诵数学公式。只要犯了一点小错误，她就会用木罗盘敲击手掌。每犯一个错误，她就会打她十次。她把我打得我回家后连馒头都拿不住了。更离谱的是，她选了班里学习成绩差的学生组成“四害协会”，不让我们直呼其名。我们只能称他们为“周蝇”、“李蚊子”之类的。
印象最深的是我初三的时候，她我要不要考中专。那时我的成绩很好，所以我说我想上高中。老师翻了个白眼，惊讶道“什么？就你一个还想上高中吗？你还想上大学吗？如果能上中专就好了！””我说“我希望能上大学。”她说“那你一定会后悔的。”
也许70后的人比较老实，因为年纪小，不敢反抗。后来听说她被80后学生举报到教育局，不准再教书。这位老师对我的影响非常不好。我讨厌听她的数学课，完全依靠自学。这给我的高中生涯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。
初中毕业照，我站在左第二排。
靠着自学，我考入了克拉玛依最好的一中，进入了尖子班。然而，高中自学失败了。我痛苦地发现，我渐渐听不懂课文，连自习都听不懂，一下子跌到了班上第五名。我的数学最差，所以高二分科的时候只能报考文科。在转文科的过程中，发生了一件让我终生难忘的事情。
当我读高中一年级时，父亲在家里的书房里给我拍了一张照片。后面是他所有的书。
在我换科目的时候，有一天我去老师办公室帮忙，老师正在给我们整理批语。我对老师的意见不抱太大希望。我初中的成绩很好，但我的数学老师在每学期期末的报告中仍然给我很差的评价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现在的数学成绩很差。但没想到的是，我发现老师们给我的评价非常高。我的数学老师朱洪志甚至毫不犹豫地夸我，说我“品学兼优”。
我一时以为朱老师搞错了。直到科目划分完成后，我终于忍不住他，为什么我成绩这么差，你却给我写这么好的评语？朱老师说那条评论以后会存入你的档案里的。该文件将伴随您一生。你会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用到它。我一定会用最好的词语来形容你。你的未来是无限的。也许，你不能在档案里留下影响你生活的不好的东西。
我听完后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数学不好一直让我为朱老师感到羞愧，也让我认识到一个好老师对于学生的发展有多么重要。现在，我毫不犹豫地用我的好话来赞扬我的同学。即使他们学习不好，我也会找其他地方表扬他们，让他们对自己有信心。
高中毕业照，我在第一排右二。
1995年，我们班参加高考。我们班很多人都考上了名牌大学，后来我的一些同学去了耶鲁大学读博士，但我的成绩垫底，满分750，而我只考了365。那年，我390分就能考上普通大学，但我连普通大学都考不上。父母觉得我已经尽力了，没有强迫我复读。我报考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大学，一个大专。
为什么说是专科学校呢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。其他专科学校要求三年毕业，毕业后就业“保分配”，而我们学校要求两年，学生毕业后“自主创业”。当然，我报名的时候对此一无所知。我只是觉得很遗憾，我在克拉玛依读了小学、初中、大学，永远无法离开克拉玛依。
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大学，简称广播电视大学。起初，我不知道TVU是什么。当我去学习时，我发现电大只是一所电大！每个教室都有两台电视。一开始上课，老师就打开电视给我们看。我们按照电视上的教学，翻书本，记笔记。老师打开电视就走了，不管我们学没学。
当我大一的时候，我的室友帮我在报告厅前拍了一张照片。
我的专业是会计电算化，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数字化、智能化。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专业，但是我根本学不会，而且老师也不关心。我大一的时候有两三门课没通过。同时，我也不知道毕业后要做什么。整天看言情小说，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。我的同学也是如此。快毕业的时候，全班被举报管理会计考试作弊，所以全班必须补考，毕业整整推迟了一个月。在我迷茫的大学生涯结束后，我的“人生苦果”开始了。
大学时期，我们宿舍的八个女生在报告厅前合影留念。
其他专科学校的学生被分配到克拉玛依采油厂等石油系统，成为正式员工。广播电视大学的学生必须“找到自己的工作”。于是我就去参加了双选会，向一家私人公司投递了简历，并被他们接受了。我回家宣布这个好消息。没想到公司专门给我打电话，告诉我“我们是一家多渠道的公司，欢迎你来，但你自己考虑一下，仔细考虑再做决定。”
1996年，我和妈妈第一次去北京，我就很少离开克拉玛依。
所谓多景公司，与今天的私营企业类似。当时大家都认为国有企业好，但多人所有制企业就不好。我三思而后行，不想去，父母也不支持我去。当时，父亲出车祸请病假，让我到他的公司上班。大家都说大学毕业就可以当干部。我想，再差，你也可以当工人！
于是1997年9月，我兴奋地去人生第一个单位报到。
我当时在我父母的朋友家玩。那时我还很年轻，对未来充满期待，但又迷茫。
当时和我一起去的人中，技校学生被分配去当固定石油工人，中专学生则被分配当工人一年后转为干部。到了我这里，他们根本不提我的身份和职位，就把我分配到机修厂做磨床、焊工。努力了半个月，才想起询编制和身份。这个题并不重要。因为我的学历，我被打了一巴掌。我没有正式的单位，只是一个临时工。更糟糕的是，我连工人都不是，只是一个“失业青年”。
“待业青年”可以成为正式工，但当我及正式雇佣期限时，负责人表示，近年来没有招聘。更重要的是，失业的年轻人必须排队才能成为正式工人。我已经是第四批、第五批了，离正式就业还很遥远。我为什么，他们直截了当地说“我们不承认你的电大学历。”无论我做什么，学什么，我电大毕业生的身份都无法改变。那种无力感，实在是太震撼了。难以下咽。
我沮丧地回家，不想再这样做了。碰巧我父亲的朋友来家里看望他。他见我在家失业，就我你想去银行吗？那时，在银行工作是一件非常有声望和自豪的事情，而且和我的专业非常契合。我立刻说，是啊！第二天，他打电话给我，让我去工行汇报。
于是我开始了我向往已久的银行工作，准备报仇雪恨！在银行，我一周之内就掌握了算盘和银行业务。经过一个月的培训，我能够直接到柜员那里工作，成为一名银行柜员。正当我准备大显身手的时候，我的身份被确定了——，我就是“特工”。那个时代，“特工”这个身份背后有太多的辛酸。我们和正式员工做同样的工作。正式员工每个月能拿到一两千元的工资和金，而我却只能拿到600元的固定工资。
我的电大毕业证书曾丢失过一次，2001年重新颁发，这张学历证书成了我的绊脚石。我的原名是郭伟。
我没有让自己灰心太久，心想只要多学习，应该就有希望成为一名正式员工，升职。所以我在多个网点轮换，哪里人手短缺就去哪里。新疆的冬天冰天雪地，我骑着自行车去各个支点。最远的长征分店离我家有三十、四十分钟的路程。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意识到学历水平真的被卡住了，努力的用处非常有限。
当时，我被轮换到一家新的储蓄银行。第一个月，我帮助银行发展了以前没有的信用卡业务，而且很积极。当月，整个公司就拿到了四五千元的金。我们公司有两名正式员工和两名代理人，所以我很期待这个月的金。我以为至少要几百块。没想到，发金的那天，主任走过来，递给我20块，说“这是你的金。”当时我才21岁，看到20元纸币我又气又羞。和绝望。我想了半天，把放回主任桌上，说“这20块太重了，我拿不起来。”
回家的路上，我神情恍惚。无论我去哪里，无论是石油公司还是银行，无论我如何努力，都摆脱不了电大毕业生的身份。第二天，我上班迟到了十分钟。主任当着所有储户的面，把账本扔到我脸上，喊道“如果你不想这样做，就滚出去！”我呆呆地坐在那里，努力不让自己哭出来。下午一直在做盘点，很好地交接工作。晚上我回家把这件事告诉了爸爸。父亲心疼我，打电话给导演骂我。很多年后，我看到黄渤在接受采访时说，当你坚强的时候，世界就会善待你。我对此感触颇深。
1998年2月，我从银行辞职。
我感觉自己被困住了，想要突破，想要做点什么来证明自己，但不知道如何做。后来，在父亲朋友的安排下，我去了成都的一家多景公司，担任西部石油花园筹建工程的出纳。1998年4月，我去了成都。这是我第一次真正“走出”克拉玛依。看着繁华的大城市，我不免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。渐渐地，我喜欢上了同事之间打牌，玩得相当上瘾。
1998年4月，我和表弟在自家门前拍了一张合影。第二天我就要离开克拉玛依了。我在左边。
虽然我逐渐了解了同事，但我发现他们非常保守。我担任出纳，由杨会计带领。她从来没有教过我任何东西，甚至不愿意把会计凭证留在我手里一段时间。她说“不要看优惠券。这不是你应该看到的。”杨会计每次出门都会把凭证锁在柜子里，生怕自己学起来。
那时，我有一个好朋友，名叫曾姐。她当时在另一家公司担任财务官。我向她寻求商业建议，她说“我知道，但我不会告诉你。”我和她关系很好，我以为她就在那里。她是跟我开玩笑，但她却很认真地说“这些都是我自己学会的，如果我告诉你，你就会取代我。”在这样保守又互相戒备的氛围下，我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自己。
有一次，杨会计去成都出差。我拿走了她凭证柜的钥匙，偷偷拿了一把。每天下午6点下班后，晚上8点悄悄溜回工作单位，打开凭证柜，翻看凭证和报告，自学。直到12点我才回到宿舍。就这样研究了半个多月，很快就搞清楚了凭证和报告。有一天，杨会计奇怪地说“你最近怎么进步这么快？”
来成都后，我胖了20斤。我工作的西部石油园对面的油菜田现在已经长满了房地产。
后来杨会计走了，我接替她做会计。加上金，我的工资快2000多了。同时，我还聘请了新的收银员，一步步教她，生怕她什么都做不了。有一次我教出纳时，曾姐看到了，对我说“小郭，你这样教她，你会后悔的。”我说“不，当她有进步时，我也会做同样的事情。进步。”我喜欢把我所知道的知识教给别人，以便我们的工作能够更有效地完成，并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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